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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三十七年（前210年），秦始皇东巡至海上，七月丙申时，他在沙丘崩逝。根据太史公的记载，左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对始皇的死讯隐瞒，密谋篡改遗诏，扶持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继位，成为秦二世。为了掩盖腐尸的臭味，他们将大量鲍鱼填充在始皇的辒车里，之后绕道从九原郡将始皇的尸体拉回咸阳。这一事件，在太史公的描述中细节明确，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仍然令人困惑。
如前文所述，秦始皇在即位九年后（公元前238年），前往雍城的蕲年宫举行了“冠礼”，这不仅是他加冕成为统治者的象征，还意味着他可以结婚并生育继承人。然而，关于秦王政的后宫情况至今没有详细的资料，尽管《史记》中提到秦惠文王的妻子已被称作“惠文后”，而且后宫的嫔妃按照等级分为八个等级，班固的《汉书》也提到汉朝继承了秦国的后宫制度。从这些资料来看，秦王政的后宫至少曾册立过一位王后，此外还有夫人、妃子、良人等数人。
展开剩余82%令人困惑的是，这位王后在始皇死后一直未出现在史册中，秦王政和高层政治人物似乎都对其存在避而不谈。甚至在皇帝和高级政要们讨论是否分封诸王的议题时，竟无人提起册立皇后或太子的事，这显得极为反常。为何这位王后未被记录下来？学者们推测，或许是她来自楚系贵族，受到了昌平君叛秦的事件影响，因此在历史记录中被删除。这个猜测在考虑到华阳太后及其家族在秦国的深厚影响力后，显得有一定道理。如果秦王政的王后确实来自楚系，可能与华阳太后的家族有联系。
但这位王后为何如此神秘，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她的身份问题与另一疑案息息相关——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为何错失皇位？许多学者在《秦谜》一书中提到扶苏母亲可能是楚国女子，并受到了昌平君叛秦事件的影响。尽管这是其中一种分析视角，但并不代表唯一解释。
我个人认为扶苏的生母不太可能出自华阳太后的家族。秦王政在二十二岁（前238年）举行冠礼，意味着他开始考虑婚姻事务。考虑到华阳太后并非秦王政的亲生母亲，为了家族利益，她或许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干预秦王政的婚姻安排。因此，秦王政的王后很可能出自华阳太后的家族。但如果扶苏真是这位王后的儿子，那么他应该有资格成为太子。然而，扶苏并没有被册立为储君，华阳太后和其家族似乎并没有采取措施支持扶苏。即便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和影响力，为什么没有推进扶苏继承皇位？
华阳太后去世于秦王政十八年（前229年），而昌平君从秦王政十年（前237年）起担任丞相，且长期在位。奇怪的是，即使华阳太后和昌平君在秦王政的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，扶苏依然没有被推举为太子。这是否说明扶苏并非出自楚系？此外，扶苏尽管是长子，但显然在继承权上并不占优。很多史书中提到扶苏时，几乎都称其为“长子”而非“嫡子”，这显示出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太子候选人。
扶苏的最终命运与他长期被派往上郡“监军”也密切相关。正如历史学者吕思勉所言：“古代太子都不将兵，一旦让太子带兵，便是废立的信号。”扶苏被送往边疆，显然是秦始皇对他不看重的一种标志。
关于扶苏的生母，最可能的是一位出自郑国的女子，这一点从扶苏的名字来看有迹可寻。扶苏的名字可能来源于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的诗句，这不仅与扶苏的名字相符，也揭示了秦王政对郑地文化的喜好。李斯在《谏逐客书》中也提到秦王政偏爱郑卫之地的美女，这使得扶苏的母亲很有可能来自郑国。
再来看看关于胡亥的身世问题，太史公描绘的胡亥是集愚笨、暴戾、阴狠于一身的昏君。他即位后不久，就在赵高的怂恿下，开始肆意行事。胡亥的出生日期与其他史料有较大的出入。太史公指出他“二世生十二年”（前221年出生），但在《史记》末尾又提到“二世生二十年”（前230年出生）。这两者相差九年，这成为了秦史中的一大谜团。
关于胡亥即位时的年龄，从秦二世在“指鹿为马”事件中的表现来看，他似乎是一个无知的少年。如果胡亥真是21岁即位，那么用“少”来形容自己就显得不合常理了。因此，我认为胡亥即位时应当年幼，约为12岁，这才解释了他会对赵高如此依赖。
至于胡亥的即位过程，《史记》提到他与赵高和李斯密谋伪造遗诏来夺取帝位，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值得商榷。例如，史料中的“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，十有馀年矣，不能进而前”的罪名明显矛盾，因为蒙恬的任务是修建直道，而非主动出击。因此，关于沙丘之谋的记载，很可能是后人对历史进行的虚构和补充。
至于秦始皇的辒车路线，史料中的描述也十分复杂。李斯和赵高等人可能并没有故意绕远，而是按照常规路线行进。始皇的辒车从井陉抵九原再行至咸阳，似乎并非为了掩人耳目，而是沿着既定的路线行进。整体来看，胡亥的继位可能并非通过“沙丘之谋”进行，而是一个正常的继承过程。
综上所述，胡亥继位可能是基于正常的继承程序，而非篡位之举。历史中的一些疑点，或许是后人基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进行的合理推测，但我们应当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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